“常侍的亲生女儿，自然比我这个左丞相的养女贵重。你难以拒却，也是人情之常。”
他听我说得刻薄，也变了脸色：“我只是教她学画，并非待她……你何以竟作此想？”
我反问道：“你心思细腻不输女子，难道听不出她的意思？”
他望了望天，苦笑道：“我听出了她的意思，因此借阿瑶的名头拒却。”
“为什么偏要借瑶姊的名头？我便这么……”拿不出手吗？我想问，却又问不出口。
他是名垂千载的大诗人，诗画双绝，开创了南宗山水画，他的名句被21世纪的每一个中国孩子学习。在唐朝，他亦享有众多粉丝，其中不乏张五娘、崔十五娘这样的高贵女子。
而我呢？我只是一个会说几门外语的，为时人所轻的小翻译而已。我凭什么以为我能让他拿得出手？仅以与他相识的时日而言，我也远不能与崔瑶相比。
这时候，我甚至希望我喜欢的是某个普通人。他们不需要我去仰望，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，我不必把他们当作神坛上的神像一样对待。
“待一个人好，可以将她四处向人炫示，如同将合浦明珠捧在掌中；也可以将她藏在众人的目光之外，独专其美。”王维柔声道。
我喉间一哽。半晌，才道：“我要去敦煌。”
那是他笔下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所在。
我想在大漠的风沙中，在千佛洞庄严慈悲的佛像下，重新阅读和检视自己的心态。
武威到敦煌的路很远。在广阔无比的戈壁滩上，人无论行进多久，与远处天际线的相对位置依然无甚变化。我与绮里跟着一个到龟兹的商队骑马前行，但队伍的行进速度，是受行列中速度最慢的骆驼们的制约的；它们的脚步一下一下踏在充满砂砾的地上，是大漠中除了人言马嘶之外，最具规律的声音，使我有一种稳稳的安心。
我年幼时曾经在书中读到，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在塔里木河上漂流探险，绘制大漠的地图时，曾经随身带着音乐盒，音乐盒中放着《卡门》或者瑞典国歌。歌声飘荡在大漠之中，偶尔引来几个牧羊人的惊讶注视。[1]前贤风烈，令人感念。我兀自追忆当年读书的情景，却听身边竟有人也唱起了歌。
唱歌的人是绮里。她唱的是王昌龄的那首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绝句：
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！”
绮里的脸色透出兴奋的微红，口边呵出白气，以汉语唱完，又以龟兹语唱了一回。商队里多有龟兹商人，而龟兹音乐最是名动天下，上到耄耋老人，下到三岁小儿，无不解歌，当下众人亦跟着唱了起来，歌声回响在这条商道上——这条商道也是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网络的一部分——惊散了几只离群的鸟儿。鸟儿哗啦啦飞起，转瞬在戈壁滩明亮湛蓝的天空中消失不见。
大漠是美的，可也是苦的；现在正值初冬，西北边陲尤为苦寒，虽不至于滴水成冰，却也极冷。我和绮里骑在马上数日，脚上已生了冻疮。匈牙利英籍探险家斯坦因就是因为在大漠中生了冻疮，只能动手术截去脚趾：我想起这事，不由惴惴，但好在同行的商队带有药膏，施用之后过了几日，症状大见缓解。
走了十天，也便到了目的地。创作了荡气回肠的《敦煌》的日本作家井上靖，初次来访敦煌时说：“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敦煌的模样。”
[1]关于敦煌的历史和斯文·赫定等探险者们，本章主要参考susan whitfield的life along the silk road，及peter hopkirk的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。
第36章 莫使金樽空对月
是的，无论是在21世纪，还是在唐朝，敦煌都没有让我失望。
诚然，在21世纪，敦煌的月牙泉已经没了水，全靠自来水续命；洞窟也只有几个对外开放，一窝蜂涌进洞窟的游人吵闹不堪，更有人在管理员的明令禁止之下偷偷拍照，每个人都被酷烈的阳光晒得焦躁无比。
但是，即使在那时，敦煌亦未曾让我失望。壮美的鸣沙山上流沙飞动，洞窟中的飞天身姿娇媚窈窕，反弹琵琶的姿态更是妖娆。在阳关故址，有一尊王维的雕像矗立着，挥舞双手的样子有些可笑。可是，作为他的粉丝，我仍是无端激动。
而千年前的敦煌，也如千年后一般，静默而喧闹。西出长安以后，它是丝绸之路的第一个重要节点，在此处，商道被横亘天地之间的茫茫沙漠分为南北两条，北路经西州、焉耆、龟兹等，南路经尼壤、于阗、疏勒等地。操着各种语言的人在此相遇又分开，有人出关，有人入关，各自去往天南地北。而留在此地的人们，则在艰辛求生之余，以自己的微薄积余为交换，向漫天神佛求一丝安慰。当地的统治者亦复如此，不过，他们能拿得出的钱财远胜于寻常百姓，故而有余力在千佛洞中开凿层层叠叠的洞窟，为自家祈福。
这日绮里不在身边，我独自走在鸣沙山旁的千佛洞外。现在的千佛洞尚未经过中晚唐和五代地方统治者的苦心经营，开凿的洞窟数量无法与后世相比，但洞窟中的壁画大都是盛唐风姿，菩萨的发丝衣带无不细致雍容，每一窟又各各不同，堪称绝世的艺术珍品。
每一窟中，皆有虔诚的信众围着佛像作顺时针绕行，盖因“绕佛”与“绕塔”一样，是一种功德。右手被认为是更洁净的手，故而要向右绕行，才能保持右手始终对着佛像。